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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与老青藏面对面 [打印本页]

作者: 中国国家公园 时间: 2015-5-13 16:39
标题: 与老青藏面对面

人们把那些在青藏高原上倾注了自己旺盛精力的科学家们称作“老青藏”。当我们走近一位老青藏时，我们最好学会聆听，，当他拥有了在青藏高原上行走和探索的经历以后，他就像一个慷慨的回忆之王，会把记忆里的珍珠倾倒在你的面前。在我面前的老青藏们全都是在青壮年时期就走进青藏高原的。高原的原始和野性就像神的厚爱一样，把他们的一生都祝福了。老青藏们并不否认自己是幸运的，他们在政府的保障之下实践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英雄壮举。当他们携着标本箱和记录本风尘仆仆地回到平原上时，政府和人民又把“科学探险家”的荣誉授予他们。年轻一代的科学家站在老一代人的肩膀上继续向青藏高原索要答案。虽然如此，我们仍然不能说“向老青藏们回首致意”，因为他们没有止步，他们就在我们的面前。请允许我引用一位诗人的话来形容他们：“因为热爱，……像诗人一样工作，在一个有生命的世界中加瓦添砖。”<h3>郑度</h3>自然地理学家， 1966年开始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考察。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副理事长，“973项目”《青藏高原形成演化及其环境资源效应》首席科学家。

如果我只是粗略地和郑度先生交谈，我不会得到关于他本人的任何信息。他总念叨着别的科学家的名字，示意我去找别人聊。几次接触后我才知道，这并非他的谦虚。他本能地是一位组织者，他是一位“团体的力量大于个人力量之和”论点的支持者。他的价值似乎体现在为青藏高原科学研究搭建一个人员互动的平台。中国的科学家最感自豪的事情莫过于被评为院士，郑度因为在青藏高原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而荣获“院士”殊荣，对此，他却只字未提。高原科考的艰险在亲历者心里往往会激起一阵阵回忆的浪花，可是郑度却心静如水，他把那些危险“就没当回事儿”。我最早是在1966年参加了珠峰考察。我们组负责的是珠穆朗玛峰地区的自然分带，1966年和1967年在野外的一点工作可算作是我对青藏高原的粗浅认识。成立青藏队以后，我开始独立承担课题，慢慢地我发现，地学领域尤其需要集体力量的参与，需要各个学科的专家共同工作，很多问题离开了群体是很难完成的。我比较深的一次体会是1987年的喀拉昆仑-昆仑山考察，当时指定我主持这个项目的野外工作。

1966年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中，地质学家们考察珠峰地区的地壳构造。 供图/张荣祖我们组织了一个比较精干的队伍，大概四五十个人。1987年，我们就让新加入的年轻人做一些面上的探索性工作，又把青藏队的老队员组成两个小分队，因为是到藏北无人区，那里直到现在都不是太容易到达的地方，所我们当时就根据那个地方的特点和各个学科的要求组队。有的学科对那里要求不是很多，但需要采集一些标本，那么去的人就帮助没去的人收集一些资料。去的人都要事先设计好考察路线，并且把要做的工作明确下来。我们根据地形图设计好路线，哪天到哪里，哪天回到主干公路，和外面的人怎么联系等等，还要考虑到供水的问题、安全的问题，我们和部队有一个联系的发报机，专门带了医生，每个分队的专业人员不一定很多，大概有七八个人吧，但是加上搞后勤的一共就有十七八个了。所以我觉得，在80年代的中后期，对高原的考察探险已经成了一种有计划的、科学性的行动了，而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探险活动。总的来讲，这是一次组织得比较好的科考活动。从科考活动本身来说，我认为许多学科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野外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比如说藏东南部的植物很丰富，植物学家采集了很多标本，如果不及时处理，标本就会烂掉，我们在帮忙烤纸和翻标本的同时，也向植物学家学到了许多知识，这对我们后来的考察帮助很大。此外就是互相探讨问题。当时在野外，每天晚上休息大家就坐在一起，聊聊白天各自的新发现，同时讨论各种问题，往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从这种讨论中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青藏科考中群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h3>崔之久</h3>地貌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57年参加贡嘎山登山科考，成为中国第一批登山科考队员之一，先后参加了念青唐古拉山、慕士塔格峰、珠穆朗玛峰等登山科考，是中国登山科考事业的代表人物；70年代为青藏铁路选线做沿途的冻土考察；80年代以后加入了青藏高原研究的“973项目”。

1959年登慕士塔格峰时崔之久先生冻掉了右手的4个手指头，1961年登山队要登公格尔久别峰，问他去不去，他说当然去，他想试试手指头断了还能不能登山。 古稀之年的崔之久比大多数人更愿回忆往事，体味生命的奥妙。当年登山队的一个邀请，改变了他的论文题目，也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的研究方向从黄河中游转到青藏高原的冰川，从冰川转到冻土，又从冻土转到青藏高原夷平面，这种转变是随着身体状况的变化而来的，非常自然。他不愿孤立地看待问题，“大自然的每个过程之间都是有联系的”。 尽管每次照相时崔之久都要把受伤的右手掩饰起来，但是他的心情一直是非常愉快的，因为他喜欢他的事业。1957年，中国登山队邀请我去登山时，我正在北大上研究生，我的导师当时有两位，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苏联专家，我的研究课题是黄河中游的发育历史。苏联专家很懂得登山科考的重要意义，非常支持我去，虽然我这一去意味着我的专业方向会改变——去登山肯定是要研究冰川了。出发前，竺可桢老先生不知怎么听说了这个消息，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他那里，他鼓励我好好干，并送给我一本英国人描写1921年珠峰登山的英文版书，竺老在书的扉页题字：“之久同志将去贡嘎山，赠此书以壮其行。竺可桢。”竺老送给我的书后来在文革中遗失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这次登山一共牺牲了4个人：一名科学家，就是丁行友，和3名登山队员。

1966年的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中，测绘人员用水准仪测量珠峰的海拔高度。 供图/张荣祖那天如果我们那一组的排队顺序我在第三个，那么牺牲的可能就是我而不是丁行友了。我们那一组队长排在第一个，我第二，丁行友第三，新华社记者第四，我们之间都用绳子连结着。雪崩来时非常突然，我刚叫了一声“雪崩”，就被抛了起来，我当时的意识很清醒，清楚地知道自已被大雪抛起又落下，反复了好几次，当时我想：“这回完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周围静止不动了，雪刚好埋到我的脖子，雪崩就停了。我大喜，知道自已没事了。这时，我听见旁边雪里有人在喊“救命！”，我顺着绳子把那个人挖了出来，是队长，他的嘴唇已经憋紫了。原来我们两个被卡在了一条冰裂缝上，如果掉进裂缝里，也就没命了。我们赶紧爬出裂缝，刚一露头，就被新华社的记者拍了下来。这名记者由于跟在最后，所以没有被大雪埋住。我们连忙去找丁行友，他和我之间的绳子断了，所以他没被抛下来，大雪把他埋得很深，等到我们挖出他时，他已经停止呼吸了。整个事件的过程我记忆犹新，从那时起，我虽然不信命运，但我相信“运气”了。在当时，中国登山运动刚刚起步，还没有人真正到实地考察过现代冰川，我可以说是第一个。回来后我写了一篇《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的论文，它可说是我国现代冰川学的第一份研究论文。<h3>章铭陶</h3>地热专家，1973年参加青藏队，查清了青藏高原的地热资源，热衷于帮助青藏当地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章铭陶先生对青藏高原的憧憬是从中学时代开始的。那时他经常坐在由父亲当馆长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图书馆里翻阅群书。从而他知道了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地热喷泉，也知道了世界地热分布带划到中国时变成了空白，他还知道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作者曾经到过西藏的雅鲁藏布江。他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从此慢慢滋长，直到青藏队的成立使他的梦想竟然连缀成脚下向前延伸的路。 章铭陶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那是一座上世纪20年代修建的带壁炉的美式二层住宅。每当章铭陶从高原回来，这座美丽的房子就会把他拉回到倾听高雅音乐的世界里去。音乐是他的精神依靠，那么青藏高原呢？也许是他梦想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卡尔达西火山是西藏最近喷发的一个火山，也是全国最近一次喷发的火山，这个火山青藏队里我是第一个上去的，那是在1976年。当年我们一共有4个分队，阿里分队和藏北分队都有找火山的任务，藏北分队找到了一群火山，就是巴毛穷宗；阿里分队在找卡尔达西火山的过程中，发现北边的路不通，于是就觉得这个火山是在新疆境内，青藏高原的北缘。我最早知道这个火山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在《旅行家》杂志上读到的，当时我就想去看一看，所以1976年我就非去不可。当时全队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大家准备收拾东西等卡车来接。分队长孙鸿烈就说，你去可以，但是你必须在8天之内回来，否则车不等你，你自已想办法回去。我说8天可以。下到塔里木盆地的沙漠里的一个生产大队，一打听，没有一个人知道附近有一座冒火的山，3天过去了，还没找着。后来遇到一个人，他说他100多岁的爷爷去世的时候留下一句话，说那边有一个“卡尔达西”，意思就是“着了火的石头”。当时有一个当地的保安人员，他说“卡尔达西这个地方我知道。”他说走上去一趟至少4天。当时我就想，现在已经过了4天了，还要8天才能回到这里。同去的两个人打退堂鼓了，我就把车给他们，让他们先回去了。我说我一定要上去。

1976年的卡尔达西火山。摄影/章铭陶大队给我配了一个翻译，一个向导，两个民工，和10头驴。人就跟在驴后面走，我们在第二天就把大帐篷扔了，嫌它太累赘，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露宿了，我睡在睡袋里只露出眼睛，其他人都睡在羊毛毡子里。第四天晚上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火山都看不见，但是我看到火山岩了。我们就住在火山岩的前缘上。第二天早晨起来睡袋周围全是冰，我把兜里的温度计拿出来一看，可了不得了，零下十几度！向导和翻译两个人高山反应得都起不来了，我一个人带两个民工上了火山，量周长、算直径、量深度、高度、捡石头……那天我从天一亮就上火山，天快黑的时候才下来，向导对我说，暴风雪从西边下来了。我们赶紧走夜路下山，当时暴风雪就下来了，大雪团子塞到耳朵里就往外抠哇，两条腿冻得直哆嗦。下山快，3天就下来了。<h3>杨逸畴</h3>地貌学家，1959年开始上青藏高原搞研究，一共到过青藏高原20几次，中间有8次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1987年以后转搞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研究。

地貌学家杨逸畴先生十分满意自己一生的作为，他的家里挂了4张照片，一张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张是纳木湖，再一张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后一张是他拿着地质锤站在野外的照片。 让杨逸畴最为兴奋的时刻可能有两个，其一是1994年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科学家论证和发现世界第一大峡谷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他就是发现者之一；其二是北京中华世纪坛背后的大事纪上收录了1994年的这次发现。 我猜想他把研究方向转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时一定是极不情愿的：青藏高原有一条记载了他作为探险家的英雄壮举的峡谷，在那里他完成了数不清的有可能是人类第一次去做的事情，在那里，成功的喜悦之情常常洋溢在他的心中。我从小就好动，不愿意和人接触，而愿意和大自然接触，大自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以说，我一直是在我们国家相对贫困的地区、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科学研究空白的地区从事开拓性的科研工作，把自己的实验室放在大自然中间。1959年我在中科院地理所参加了中科院中国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工作了3年。从1962年开始，中科院又组织了西南地区综合科学考察队，我又参加了这个考察。中间还穿插了不少政治运动，包括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1966年我和吴传钧跑到河西走廊搞农业区划。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年中间全国各地都闹地震，我也经常跑这些闹地震的地方。这样30岁到40岁的年华就过去了。1973年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社会环境好转的时候，开始了中国大规模的对青藏高原的自然科学考察，我就是1973年参加青藏队的工作的。我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单位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搞青藏高原的研究。前后去了20多次。70年代开始，我的青藏高原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当时那里是世界上的一个秘境，可以说，在1973年我进入大峡谷地区之前，我国还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曾经走进去过，从1973年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一共进去了8次。1987年以后由于身体的原因我就转到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可以说这也是我多年以来青藏高原研究的一个继续，去研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环境变化与青藏高原隆起的关系。我5次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沙漠的腹地纵横穿插。

科考队员们乘溜索过雅鲁藏布江。供图/杨逸畴进到21世纪，地学方面我总感到一种危机感，地学界年轻人中愿意到艰苦的地方落后的地方奉献自己的人比较少了，特别是轻视野外工作，不愿从事艰苦的野外工作，搞地学基础研究一定要到野外去，现在的年轻人，搞搞计算机，搞搞遥感，搞搞外语就认为可以了……你看现在这些当年青藏队里的人，都到古稀之年了，许多人仍然在干这个工作，这一方面出于对青藏高原的感情，一方面也是因为后来的人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不多，只好自己先继续干，也可以说是凭着科学家的良心吧。<h3>姚檀栋</h3>冰川学家，1984年和美国科学家合作在祁连山钻出了中国的第一根冰芯，80年代末留学法国和美国研究冰芯。1992年钻取了西昆仑山的古里雅冰芯，创下了冰川连续野外考察时间最长的记录。1997年在希夏邦马峰钻取了达索普冰芯，创造了科学野外考察海拔最高、获取冰芯样品最多等世界纪录。现任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

姚檀栋先生是“老青藏”里青年一代的代表。 他的吃苦精神并不比导师们差，老一代的冰川学家最高走到海拔3000米或4000米，看看冰川尾端的进退就可以了，而他却要在海拔6000米以上的冰川上钻出一根冰芯来。他的探险领域似乎与导师们不同，他并不满足于野外观察，更注重实验室里的分析结果。他的外语好，有纯熟的国际合作经验。他从知识积累的阶段就接受了极为系统的教育，这使他站得高，看得全。 2002年底，中国科学院成立青藏高原研究所的消息在老青藏们中间引起了一阵波动，研究所成员的年龄没有超过40岁的，这样一种“断代”在新、老青藏之间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线。 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将向哪里去?这取决于姚檀栋们正在做的继往开来的事业。1984年以前，国内的冰川研究是以考察为主，不是以定点深入研究为主，我以为，冰芯可以把以往的研究深入，可以把野外研究和实验室的研究联系起来，可以打破以往冰川学只是野外考察的局限。冰芯研究是古气候研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古气候研究最早突破的是深海沉积，后来是黄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冰芯研究取得了突破，当时做的都是北极和南极的冰芯，科学家们认为，这两个地方的冰芯分析只能反映两极地区的古环境变化，而离人类居住地比较近的中低纬度地区的古环境信息就只有到山地冰川寻找了。并非每个地方的山地冰川都合适取冰芯做研究，青藏高原海拔高，冰川的性质与两极差不多，于是就选择在这里搞冰芯。

科考队员架梯跨越冰裂缝。供图/杜泽泉我记忆里最惊险的遭遇就是钻古里雅冰芯那次。古里雅冰帽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的冰帽往往会产生大雾天气。那天大雾下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雾很大，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正要从6300米的工作点返回5200米的大本营，直线距离有16公里。我们必须赶在天黑前下山，否则就会冻死。当时我开着雪山摩托分批把人们送下山。因为雾太大，风雪又把车辙印盖住了，我送完一批人往回返准备去接第二批时就迷路了。当时我感觉车下面的冰面状态不像平时走的那样，心里想是不是进了冰裂缝区？所以就减了一点车速，刚一减速就发现前面的雪面往下掉，我赶紧从车后面跳了下来，雪掉完以后，露出了好几米宽的冰裂缝，太险了，如果我当初没减速，我肯定会掉进冰裂缝里！我也不敢站起来，就爬出了冰裂缝区。回到大本营，我又开出了一辆雪山摩托，车在半路坏了，我只好步行走上山，让所有人在大雪里往回走，不能停。走到后半夜时雾退了，月亮出来了。走到大本营时已经是早晨6点多了。大本营里的人也是一夜没睡。

每天晚上，科考队员们都会坐在篝火旁，交流一天的收获，讨论各种科学问题，队员们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这样的讨论往往会产生重要的理论突破。 供图/杨逸畴我的两位导师李吉均和施雅风都教导我：“先做人，再做学问。”这句话对我来说一直是人生的指南。在“做人”和“做学问”之间，“做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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